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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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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群体性事件,简称网群事件 ,指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的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是会在很短时间内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网络群体性事件狭义上特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呼应,乃至可能或已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

  事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而且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

  如2008年11月的“干部出国旅游清单”事件,在网上搜索,仅“温州赴美考察团”一项,相关网页就高达八万多个。仅新浪网一条相关新闻的网页,网民评论就高达8098条。由此可见,这一事件的网上点击数至少是在百万人次以上”。如果出现与公职人员相关的负面新闻,并在互联网引起热议,那只有在相关部门对事件涉及干部作出免职等处分后,这一网络群体性事件才告一段落。

  “百万级点击率”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等。

  但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是只有负面影响,同样,另一情形“网络群体性事件”也同样是“一呼百万应”,比如汶川特大地震中,网民对参与救援干部的好评;中国向索马里派出护航舰队等事件中,在网上均引起了“百万级的点击”。

  其中以“史上最牛”、“天价”等词搜索,就会发现“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区处级官员别墅群”、“史上最牛的官腔”、“史上最牛的官员语录”、“史上最牛服务通知”、“史上最牛公章”、“天价烟局长”、“天价薪酬高管”、“天价表县委书记”、“天价公款账单”等话题,无一例外都是网上热点。而且总是呈现为“滚动散发型”,过一段时间总能出现类似的一个帖子引发网民热议。

  曾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网络新闻管理处处长的张晓宇说,“史上最牛”加“三公部门”型的网络事件,溯其本源其实就是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等三类事件。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背景下,人们对于公权力如何参与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敏感,因此才会对这些网络事件如此关注。

  有关专家对近几年发生的十多起互联网内外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后发现,这些事件有三种类型,并呈现出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联动的特点。

  一是“现实与虚拟并存型网络群体性事件”。如重庆、三亚等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同时一些人把相关情况散布到互联网上引起更多人关注,随后形成了两个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即现实社会的全城出租车司机罢运,与网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群体性讨论。这两个事件互相“感染”,增加了事件对抗性。

  二是“现实诱发型网络群体性事件”。如“周久耕事件”,直接诱因是南京江宁区房产原局长周久耕在会上,发言反对房地产商降价以及抽名贵烟。他的言行引发了网上持续热议,主要矛头集中到官员的职务

  三是“现实诱发网内网外变异型群体性事件”。如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一位青岛籍留学生高举藏独旗帜遭到网民强烈谴责,引起了网上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然后逐步升级到“人肉搜索”,当得知这位学生父母在青岛的住处后,一些网民聚集到那里抗议,在各方劝阻下事件才得以逐步平息。

  “从说到做”。网民开始对看不顺眼的干部违法违规行为动真格。过去,网民也多次在网上曝光某些党政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多是“说说就罢”。网民呈现出“不处理当官的就绝不罢手”的态度。

  政治意识、参与意识萌发。如干部出国消费清单公开后,对有关干部作出了处理。随后,一些网民主动曝光一个个清单,曝光-查处-免职这样的“定律”,大大增加了网民的主动意识、主体意识。

  有人将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手段缺乏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对网络,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

  从公安网络警察看,其力量受到现行体制、技术的限制。安徽省一位公安网监主管干警说,网络没有属地划分,可在现实中,各地公安遵循属地管理原则。网上出现群体性事件时,往往是天南海北的网民就某一地的某件事形成聚集,如何把我们本已有限的网络处置手段整合,在紧急时能够做到快速联合反应,加以有效处置,尚无良方。

  从地方宣传部门看,则缺乏法律手段。中国每天新增3000家网站,其中90%为体制外的商业网站。对他们传播转载不实信息,应依法管理,而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此外,由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互联网关键企业,一些网站的倾向明显受到外资影响。

  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动释放信息而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等新媒体只是传播载体;另一种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加精,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草根网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

  这两个舆论场从关注内容到文章写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实践中,“官方网络舆论场”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等重大题材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民间网络舆论场”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更容易被网民认可。如何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的关系,让党和政府的声音以老百姓更加看得懂、好理解、能接收的方式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护牌”的另一项重点工作。

  中央和部分省市领导主动上网与网民互动交流这种形式,网民对此持非常正面的评价态度。心理学专家肖泽萍说,看到领导干部在线“网聊”,一问一答之间就会让网友产生“同时存在”的感觉,一下子拉近了决策者和群众的心理距离,增加了民众对权力的亲切感。此外,许多法律法规和行政决策事先上网征求意见的做法,也得到网友们的普遍好评。

  而对于过去几年中各地逐渐建立起来的新闻发布制度,虽然能够第一时间将政府的决策通报给社会,但有些因为发布内容文件化倾向太严重,基层群众又无法互动交流,传播的效果反而偏弱。现在看来,只有一些针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领域的新闻发布,才能最终成为网络传播的热点事件。因此如何完善网络时代的政府信息新闻发布,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石首事件”是中国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2009年6月,一个青年的非正常死亡,让湖北省石首市如贵州小城瓮安县一样,突兀地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中心。

  但不同的是,当年瓮安县政府于谣言中迅速澄清事件真相,有效阻止了事态发展;而石首市政府超过20个小时的话语“缺失”,让流言通过网络加速了事态的恶化。

  “石首事件”事发于半个月前。除了事件本身的发展引人注目外,网民的卷入也成了耐人寻味的看点。在事态向“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同时,汇集了千万民众的网络也开始对此事件跟进报道。

  有网友在论坛中贴出现场图片,还有网友通过QQ群广为转载,让“石首事件”的发展变化犹如现场直播。同日,与涂远高之死相关的种种传闻也开始在网络流传,如官员参股、贩毒、残害员工等各种说法不断出现,令事件真相扑朔迷离。

  《联合早报》记者称,这是中国的网络力量从虚拟走向现实的一次典型,“从说到做”的转变令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则向《国际先驱导报》,“从说到做”并非“石首事件”首现,护卫奥运火炬、赴灾区当志愿者、调查“躲猫猫”等事件都属于网络力量的现实化。“它本身没有偏向性,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时称赞网民爱国,出现‘群体性事件’时就批评指责他们。”

  然而,“地方政府超过20个小时没有发言,且数百字内容也没有解释清楚真相,已经错过了澄清谣言的最佳时机。”全国公共行政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齐明山认为。

  一面是地方政府失语,另一面则是网络上各种传言巨浪滔天。一位的网民向《国际先驱导报》坦言,随着网络力量的越来越大,会有许多人发布不实信息,“通过夸张、编造等手段吊足大家的胃口,引发无数网友的关注。”“石首事件”刚出来时,很多网民连死者的性别都没弄清楚就起哄。

  齐明山也强调指出,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各种流言难以避免,网络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流言的传播,而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真相,其公信力就将大为降低。

  《人民日报》就“石首事件”发表文章,批评了地方政府在处理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时的“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则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

  事实上,自“瓮安事件”后,我国各地对基层干部在处理“干群关系”方面的培训一直都未曾中断。但仍有群体性事件爆发,且未吸取以往教训,在喻国明看来,“一些地方政府慢慢学会了怎么应对突发事件,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与民众的关系,所以即便能应急处理,仍保证不了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齐明山也认为,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网络力量的崛起正说明公众的监督意识在增强,这种舆论压力是没有办法硬顶的。”与此同时,他也坦言,“在一些偏远地区,可能执行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地方官员的还没有形成服务意识,对民众的监督有抵触”。

  而喻国明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只有长期地注重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才能从长远上改善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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